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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谱录发展简史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05-10  来源:中国牡丹全书  作者:篮保卿 李嘉珏 段全绪  浏览次数:1099
核心提示:  牡丹谱录发展简史  本编所述牡丹文献,包括历代谱录、当代牡丹著作及科技论文简介三大部分。这些文献,特别是历代牡丹谱录
  牡丹谱录发展简史
  本编所述牡丹文献,包括历代谱录、当代牡丹著作及科技论文简介三大部分。这些文献,特别是历代牡丹谱录,是中国牡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之所以单独成编,是由于这些文献基本上属于科技文化的范畴。作为文献资料,分门别类,各得其所,也便于日后的查询与应用。
  牡丹谱录作为本编的重点,有必要对其发端与发展,特色与成就作一简要论述。
  一、谱录的发端与发展
  据穆俦的考证(1991),“谱”本来是周朝宫廷档案的一种。据《史记·三代世家》正义:“谱,布也,列其事也。”这是指其内容的广泛性。《释名》:“谱,绪也,主叙人世类相继,如统绪也。”这是指其记载的系统性。
  周朝留存的档案,曾历经秦始皇焚书之劫,多被付之一炬。魏晋起崇尚门弟,士大夫们热衷于从焚余的坑灰中寻根,并承继了“谱”的形式,用以记录家族绵延的脉络。至南北朝,谱碟成为选举人仕的必备文件,并出现了时髦的新兴学科——谱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还专辟了“谱系”一项,在众多的家族谱碟中,也出现了“竹谱”、“钱谱”之类的专谱,说明当时人们已开始用谱的形式来总结各类生活事物的“世类相继”。随着此类著作日渐增多,南宋时,尤袤的《遂初堂书目》中出现了“谱录”的术语,作为物谱的总称。谱作中也有不叫“某谱”而称“某经”的,这是因为古人习称术艺专述之作为“经”的缘故。经有经贯义,又有“经验”、“经典”的涵意,恰可表现出谱录区别于其他书籍的特征。唐宋以来,各种“谱”、“经”相继出现,蔚为大观。
  隋唐之际,有关牡丹的记述日渐增多,但真正为牡丹作谱则始于北宋,这与当时牡丹育种与栽培经验的积累日臻成熟有关。自宋以后,牡丹谱录得以世代延续下来。
  “唐宋以来谱录之所以如此繁盛,与这类著作的资料性、实用性密切相关。我们的先民们颇懂得“君子以类族辨物”(《周易》)及“盖将开物以成务,必先析类而详名”(《苟子》)的道理,分门别类,将日常事物分成一项项研究的局部;又掌握“属辞比事”(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)及“以往知来,以见知隐”(《墨子》)的方法,对各个细部进行横向与纵向即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综合考察。谱录通常都推原历史,排比现状,汇总有关同一门类的各种信息,由平面进入纵深,由现象进入本质,由博闻进入真知。既注意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与继承,又注意显示其权威性。因而这些谱作可“资利用,广学识,无异于传统经验的博物志和专科知识的教科书”(穆俦,1991)。
  二、历代牡丹谱录及研究概况
  北宋以来,历代牡丹谱作约有20余种。但流传较广的不过10来种。最早为牡丹作谱,应是宋代僧人仲休的《越中牡丹花品》(986),之后有胡元质的《牡丹谱》(1011)、邱濬的《牡丹荣辱记》(1023)、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(1034)。其后,有张峋《洛阳花谱》(1041),李英《吴中花品》(1045),周师厚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(1082),张邦基《陈州牡丹记》(1111-1117),陆游《天彭牡丹谱》(1178)等。
由于仲休、邱濬、胡元质的著述记录较简,部分已残缺不全,因而现在看到的最完整的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第一部牡丹专著,当属宋·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,其后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实为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的增补,但周师厚1082年的《洛阳花木记》中对洛阳牡丹又有详细论述与介绍。因而夏经林主编的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·生物卷》(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6)中,专门介绍了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与周师厚的《洛阳花木记》。足见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  宋僧仲休,亦有记作仲林、仲殊的。明·薛凤翔《牡丹史》作僧仲殊,并说“僧仲殊作《越州牡丹志》。”仲殊(?-1104)俗姓张,名挥安,字师利,号密殊。吴人,举进士后,其妻以药毒之,遂弃家为僧,住苏州承天寺、杭州宝月寺。后因被诬,含冤自杀。工词,与苏轼交往甚厚。常食蜜解药,人又称蜜殊,有《宝月集》七卷。查《宋史·艺文志,无僧仲林,亦无僧仲殊,只记有“僧仲休《花品记》一卷。”(李保光,1992)因而本书均用“仲休”称之。关于李英《吴中花品》有记该文见于宋·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五。据查,该卷仅记有李述《庆历花品》,且原题为《牡丹谱》,花品名前有一段说明:“欧阳文忠公初官洛阳,遂谱牡丹。其后,赵郡(今河北省赵县)李述著《庆历花品》,以叙吴中之盛。凡四十二品”。李述,不详其人。吴中,即今江苏吴县,春秋时为吴国都,故名。
  至明清,牡丹谱录有了进一步发展。
  明代,有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中收录的牡丹谱、薛凤翔《牡丹史》、汪道宗《百花藏谱·牡丹谱》(1612),王象晋《二如亭群芳谱》(1621);清代有苏毓眉《曹南牡丹谱》(1669)、钮锈《亳州牡丹述》(1683)、陈淏子《花镜》(1688)、汪灝《广群芳谱》(1708)、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(1792)、计楠《牡丹谱》(1809)、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(1828)。清末,记述曹州牡丹的谱作还有赵孟俭原著、赵世学增补的《新增桑篱园牡丹谱》(1910)及其他有关谱作。上述谱录中,明·薛凤翔《牡丹史》及清·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当属代表之作。
  20世纪80年代以来,对历代牡丹谱录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,有人汇编成册予以出版,也有研究论文在《中国园林》等杂志上发表。其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,李冬生点注的薛凤翔《牡丹史》以及由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,由李保光、田素义编著的《新编曹州牡丹谱》(1992)。菏泽师专李保光教授长期深入花乡,遍访花农,搜集民间收藏的手抄花谱,加以整理后公之于世,为总结菏泽丰富的牡丹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[引自《中国牡丹全书》第二编,总编著:篮保卿  李嘉珏  段全绪,主撰稿:李嘉珏  喻衡  李冬生  李保光  王元明  喬紅霞]
 
关键词: 牡丹谱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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