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编所述牡丹文献，包括历代谱录、当代牡丹著作及科技论文简介三大部分。这些文献，特别是历代牡丹谱录，是中国牡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之所以单独成编，是由于这些文献基本上属于科技文化的范畴。作为文献资料，分门别类，各得其所，也便于日后的查询与应用。
牡丹谱录作为本编的重点，有必要对其发端与发展，特色与成就作一简要论述。
一、谱录的发端与发展
据穆俦的考证(1991)，“谱”本来是周朝宫廷档案的一种。据《史记·三代世家》正义：“谱，布也，列其事也。”这是指其内容的广泛性。《释名》：“谱，绪也，主叙人世类相继，如统绪也。”这是指其记载的系统性。
周朝留存的档案，曾历经秦始皇焚书之劫，多被付之一炬。魏晋起崇尚门弟，士大夫们热衷于从焚余的坑灰中寻根，并承继了“谱”的形式，用以记录家族绵延的脉络。至南北朝，谱碟成为选举人仕的必备文件，并出现了时髦的新兴学科——谱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还专辟了“谱系”一项，在众多的家族谱碟中，也出现了“竹谱”、“钱谱”之类的专谱，说明当时人们已开始用谱的形式来总结各类生活事物的“世类相继”。随着此类著作日渐增多，南宋时，尤袤的《遂初堂书目》中出现了“谱录”的术语，作为物谱的总称。谱作中也有不叫“某谱”而称“某经”的，这是因为古人习称术艺专述之作为“经”的缘故。经有经贯义，又有“经验”、“经典”的涵意，恰可表现出谱录区别于其他书籍的特征。唐宋以来，各种“谱”、“经”相继出现，蔚为大观。
隋唐之际，有关牡丹的记述日渐增多，但真正为牡丹作谱则始于北宋，这与当时牡丹育种与栽培经验的积累日臻成熟有关。自宋以后，牡丹谱录得以世代延续下来。
“唐宋以来谱录之所以如此繁盛，与这类著作的资料性、实用性密切相关。我们的先民们颇懂得“君子以类族辨物”(《周易》)及“盖将开物以成务，必先析类而详名”(《苟子》)的道理，分门别类，将日常事物分成一项项研究的局部；又掌握“属辞比事”(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)及“以往知来，以见知隐”(《墨子》)的方法，对各个细部进行横向与纵向即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综合考察。谱录通常都推原历史，排比现状，汇总有关同一门类的各种信息，由平面进入纵深，由现象进入本质，由博闻进入真知。既注意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与继承，又注意显示其权威性。因而这些谱作可“资利用，广学识，无异于传统经验的博物志和专科知识的教科书”(穆俦，1991)。
二、历代牡丹谱录及研究概况
北宋以来，历代牡丹谱作约有20余种。但流传较广的不过10来种。最早为牡丹作谱，应是宋代僧人仲休的《越中牡丹花品》(986)，之后有胡元质的《牡丹谱》(1011)、邱濬的《牡丹荣辱记》(1023)、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(1034)。其后，有张峋《洛阳花谱》(1041)，李英《吴中花品》(1045)，周师厚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(1082)，张邦基《陈州牡丹记》(1111-1117)，陆游《天彭牡丹谱》(1178)等。
由于仲休、邱濬、胡元质的著述记录较简，部分已残缺不全，因而现在看到的最完整的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第一部牡丹专著，当属宋·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，其后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实为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的增补，但周师厚1082年的《洛阳花木记》中对洛阳牡丹又有详细论述与介绍。因而夏经林主编的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·生物卷》(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6)中，专门介绍了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与周师厚的《洛阳花木记》。足见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宋僧仲休，亦有记作仲林、仲殊的。明·薛凤翔《牡丹史》作僧仲殊，并说“僧仲殊作《越州牡丹志》。”仲殊(?-1104)俗姓张，名挥安，字师利，号密殊。吴人，举进士后，其妻以药毒之，遂弃家为僧，住苏州承天寺、杭州宝月寺。后因被诬，含冤自杀。工词，与苏轼交往甚厚。常食蜜解药，人又称蜜殊，有《宝月集》七卷。查《宋史·艺文志，无僧仲林，亦无僧仲殊，只记有“僧仲休《花品记》一卷。”(李保光，1992)因而本书均用“仲休”称之。关于李英《吴中花品》有记该文见于宋·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五。据查，该卷仅记有李述《庆历花品》，且原题为《牡丹谱》，花品名前有一段说明：“欧阳文忠公初官洛阳，遂谱牡丹。其后，赵郡(今河北省赵县)李述著《庆历花品》，以叙吴中之盛。凡四十二品”。李述，不详其人。吴中，即今江苏吴县，春秋时为吴国都，故名。
至明清，牡丹谱录有了进一步发展。
明代，有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中收录的牡丹谱、薛凤翔《牡丹史》、汪道宗《百花藏谱·牡丹谱》(1612)，王象晋《二如亭群芳谱》(1621)；清代有苏毓眉《曹南牡丹谱》(1669)、钮锈《亳州牡丹述》(1683)、陈淏子《花镜》(1688)、汪灝《广群芳谱》(1708)、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(1792)、计楠《牡丹谱》(1809)、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(1828)。清末，记述曹州牡丹的谱作还有赵孟俭原著、赵世学增补的《新增桑篱园牡丹谱》(1910)及其他有关谱作。上述谱录中，明·薛凤翔《牡丹史》及清·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当属代表之作。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对历代牡丹谱录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，有人汇编成册予以出版，也有研究论文在《中国园林》等杂志上发表。其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李冬生点注的薛凤翔《牡丹史》以及由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，由李保光、田素义编著的《新编曹州牡丹谱》(1992)。菏泽师专李保光教授长期深入花乡，遍访花农，搜集民间收藏的手抄花谱，加以整理后公之于世，为总结菏泽丰富的牡丹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[引自《中国牡丹全书》第二编，总编著：篮保卿 李嘉珏 段全绪，主撰稿：李嘉珏 喻衡 李冬生 李保光 王元明 喬紅霞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