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一)北京牡丹
北京自辽、金先后建为国都始，牡丹栽培即日渐兴盛。据《辽史·圣宗本纪》记载：“统和五年(987)三月癸亥朔，(圣宗)幸长春宫赏花钓鱼，以牡丹偏赐近臣，欢宴累月。”明《北京考》亦记载圣宗于统和十二年(994)三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。元世祖即位之初，建都于开平(今内蒙古多伦县)，公元1264年奠都燕京，称为大都。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。元大都皇宫内，“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，高可五尺”(《大都宫殿考》)。至明代，北京宫苑中牡丹仍多(刘若愚《明官史》)，且宫苑以外也有种植，如位于城西北南海淀的李园，即属武清侯李戚畹。该园至清代称为畅春园、清华园，或称南园。园中“牡丹以千计，芍药以万计，京国第一名园也”(清·吴邦庆《泽农吟稿》)。“园中牡丹多异种，以‘绿蝴蝶’为最，开时足称花海”(《燕都游览志》)。除李园外，还有梁家园、惠安园等也很有名。梁家园(今北京宣武门外梁家园一带)是卖花人梁氏营建的花园。据《篁墩集》记载：“园中牡丹芍药几十亩，每花时云锦布地，香冉冉闻里余。论者疑与古洛中无异。”惠安园(今阜城门外花园村一带)是专营牡丹芍药的大花园，园主惠安伯张元善。该园“牡丹繁盛，开约五千余……自篱落以至门屏，无非牡丹，可谓极花之观”(袁宏道《张园看牡丹记》)。明代西直门外高亮桥西的极乐寺，“天启(1621-1627)初年尤未毁也，门外古柳，殿前古松，寺左国花堂牡丹”(《帝京景物略》)。可见明代已有视牡丹为“国花”的提法。清代复建极乐寺，国花堂匾额由成亲王手书。除极乐寺外，明·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记载：“卧佛寺多牡丹……开时烂熳特甚，贵游把玩至不忍去。”此外，阜城门外嘉僖寺“牡丹多于薤，芍药善于草”。右安门外南十里桥，居人以花为业。该地种牡丹之法，“一如亳州、洛下”；经过催花处理，“十月中旬，牡丹已进御矣”；“白石桥北，万附马庄焉，曰白石庄”，其中有“芍药牡丹圃”(《帝京景物略》)。清代统治阶级嗜花，皇宫内鲜花四时无缺，入冬则讲究“玉堂春，富贵花”的摆设。“富贵花”即指牡丹。清末故宫御花园、颐和园国花台、白纸坊崇效寺牡丹较盛。颐和园国花台始建于1903年。慈僖常以花王牡丹自比，敕定牡丹为国花，并命管理国花的苑副白玉麟将“国花台”三字刻于石上。崇效寺即唐之枣花寺，清末牡丹已冠京华，尤以绿、墨二色最为珍贵。清·陈康棋《郎潜纪闻》：“都门花事，以极乐寺之海棠，枣花寺之牡丹，丰台之芍药……为最盛，春秋佳日，游骑不绝于道。”清·吴长之辑《定垣识略》不仅记草桥“牡丹芍药，栽如稻麻”，还记有钓鱼台、长椿寺栽植的牡丹。乾隆敕撰《日下旧闻考》记圆明园‘镂月开云’殿“前植牡丹数百本”。
民国时期，除崇效寺、法源寺外，中山公园、景山公园等处又增添了牡丹景点。
